组图：米奇加西亚训练备战瓦格斯

行政管制通常需要在面向未知而决策，(24)这与传统行政法治所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等存在一定冲突。

然而在这一殊荣背后，全体厦门人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且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忘羊补牢，犹为未晚，厦门市政府在公众参与的压力下与过程学习中开创了一种公共行政的新模式，挽救了PX前期导致的公众行政的合法性危机，重新获得了公众的信任。

作为行政过程公众参与法律阶段结束的标志，政府的最终决策合理考虑了公众在参与程序中表达出来的意见，做出了合乎公共利益的决定。PX项目顺利过关与所适用的系统标准较低的项目环评程序具有直接的关系。 PX模式是我们时代公众参与的标本，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政府和公众学会这样一种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模式。这一细节性的制度安排在很多城市都可以实现，因而PX模式的参与代表遴选方法可以直接推广。尽管利益仍然是分化的，如公众座谈会上就有11%的发言代表支持PX项目，但由于民意的基本盘明确反对该项目，而且市民代表的遴选采取了随机摇号和现场直播的形式，利益组织的不平衡性对于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并不突出。

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是行政过程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是积极行政时代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必需面对的基本课题。更加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充实公众在行政过程的参与权利，将散步的民意表达引导至理性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行政过程之中。哲学理论中的法律权威问题乃是政治正当性和国家正义问题，其在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自然权利问题和契约论中的同意问题。

历史地看，政治权力主要的是来自国家，国家权力构成了法律权威的最后支撑，所以，法律与权威的政治理论又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理论，具体到政治思想史来考察，就是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国家理性或者国家理由学说。一个国家的整个"法律大厦"的稳固都建立在"革命的反革命"的守护之上，脱离了这一点谈宪法权威无疑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宪法观。因此，在洛克那里，"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的动机，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这种意义上的承诺服从和古典时期的被动意义上的"人民同意"有着重大的区别，它使得"同意"成为一种全新意义的构造"个体-国家"关系主动性要素，这样同意就成为公民遵守法律之义务的正当性来源，亦即一种使权力得以正当化的权利。

近代绝对主义王权国家的兴起使国家获得了重生，但欧洲近代国家却从未能建立起一种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西方人亘古不变的对国家正义的追寻---它远比国家理性学说更为古老。政治宪法学中的法律权威问题则必须超越单纯规范体系内部的效力溯源问题，而将权力和安全意义上的国家理性转换为立宪的国家理性，同时寻求一种机制来给现代世界中炽热的政治正当性和国家正义的革命诉求以适当降温，最终成就一种法治理论和自由理论意义上的宪法权威。

马基雅维利所创造的国家(state) 概念乃是一种安全与秩序的状态( state)概念，这是现代国家的第一层含义。法国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期，由于法国的君主专制远甚于英国，而理性主义经由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弘扬，在当时已显现出了更大的威力，因此法国革命展现出了十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色彩。我对卢梭政府学说的解释用了一个具有卢梭特征的词，即"准自然－政治状态"［5］。后来霍布斯开创性地用"自然权利"来重构"自然法"。

直到国法可以这样制定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立法'。有学者提出，从比较宪政的横向视野来看，以西方成熟宪政公式进行衡量，中国无疑成为了大国宪政的"异数"，中国宪政转型的根本疑难在于"八二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8］。同意概念的政治哲学意义产生于服从与不服从两种可能性之间。但是，如果从人民公意的政治逻辑来说，他们确实是与人民公意为敌的反革命，尽管当时场景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不知道何为人民公意，但这个公意确实"隐匿"地存在着。

同时，辉格党人/联邦党人又与普通法宪政主义一道(美国制宪则又别有一种基督教的"高级法"背景)，用法治政府、分权制衡这样一种宪政框架和精神，来安顿和守护建基于契约理论之上的那个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这是一种守护革命成果的反革命( counter－revolution)。为此他的政府理论最后落脚点在政府解体理论，从而保留了人民革命的自然权利和正当性，但革命权何时行使，他又语焉不详。

法律要求人民服从，人民有守法的义务，不单是因为法律是出于垄断性的强制力，也不单是因为自然法意义上的正义，而是法律包含着权威---法律的权威是一种包含着权力、安全、合法性、正义和权利，但又超越了这些东西的权威。我在《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一文中谈到，卢梭的思想与洛克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反差：卢梭政府理论的逻辑终点实际是政治体的死亡，而洛克的政府理论存在两种解读的逻辑---正常的逻辑是从自然状态-宪政政府-政府解体，这是一种顺着读的逻辑。

袁世凯在民国建国时期就是反革命。第三，把文明道义的承载加入宪法的政治性内涵之中，加入了文明复兴的内容，这表明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开始与传统相联系，具有了文明的法统传续的内涵［13］。  二、追寻国家正义与政治正当性的宪法权威 在西方，有关国家正义的思想是一个超越了古今之争的政治哲学问题，不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托马斯在谈论它，即便是现代现实主义国家理性学说的开创者马基雅维利，在以狮子和狐狸之道教导君主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忽略国家的正当性、政治正义问题。由此可见，宪法的权威并不在法律本身，也不在主权在民的革命性立法主权，尤其不在创制建国的革命主义之人民公意，而在法律的正当性根基，即一个终结革命并守护革命成果的的宪制结构。回首中国一百多年的立宪史，也同样一直面临着革命和宪法的关系问题。通过宪政终止或平抑革命，这个终止或平抑的革命是一个宪政制度。

到底美国宪法是一个稳固的制度，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制度，一直以来存在几派观点。法治意义上的秩序是社会政治秩序中的最重要的内容。

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对于法律的服从，从国家理性来看，就是依据权力(power) 的法律命令论，权力是政治的本质，国家权力等同于权威。他把这种安全与秩序的状态视为一件"艺术的作品"，并且考辨了这一"艺术的作品"的理性根源，亦即国家的安全和存续的理性根源。

但是，究竟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权威，法律与权威的关系怎样，在中西法律思想史中从来就没有定于一尊的理论，古往今来，各家各派，形成了诸多理论和学说。［3］［英］霍布斯： 《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版。

具体到中国的百年宪制历程，曾经存在着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适格的主体来担当"革命的反革命"，从1912 年《临时约法》到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一直如此。举个例子，1927年，当时北伐的国民革命政府用《反革命条例》来惩罚当时保卫武汉的北洋政府的两个将领，他们对被判"反革命罪"怎么也想不通，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革命是什么，判决他们为"反革命"看上去实在是有点冤枉了，按照传统政治的逻辑可谓"莫名其妙"［7］(第4章)。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精神，使他们最终避免了法国革命时的那种激进和狂热。这些"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学说在逻辑上使用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概念框架，以此来论证国家理性的权威并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共产党的建国起点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党，而且秉承的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精神。我们看到，思想家们笔下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都是反历史的，都不曾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实际出现过。

此外，更重要的是，国家理性学说是一种现代的政治理论，而国家正义的思想却是从柏拉图《理想国》以来西方哲学所不断思考的一个形而上问题---当然，到了近现代，它也有自己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自然权利和政治正当性理论。这个"娜拉出走之后"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大国政治的现代转型，总是面对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悖论。

作为正当性源泉的"人民"是高于宪法的，宪法的权威相比于人民的意志，就退居次席。"［6］( P. 2)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和权威来自于人民的同意，统治者必须为人民的幸福提供保障，而人民则保证服从。

在现代法治的母国---英国，普通法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柯克大法官与詹姆斯一世国王就王权与司法权的争论，塑造了英国法治的独特经验。与"五四宪法"相比，"八二宪法"以及后来的四次重大修宪里面隐含着现代政治宪法的复调结构，隐含着"革命的反革命"的因子。从本性上说，法学理论是保守的，它既不需要像哲学理论那样穷究法律(国家法制)的终极性正义本源，也不像政治理论那样缕析权力体系和政治秩序的运作、功能与绩效，而是偏重于法律规则本身的权威，即法律的本性、规范、程序与裁决的权威，所谓"法律的统治、法律的至尊、法律的优越"(rule of Law， su-premacy of Law，predominance of Law) 是矣。因此，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国家正义论等出来了，国家理性和国家权力受到正义论和权利论的双重拷问

［12］33这种方式也与以个人权利为根基与本源、以个人的权利主张为引擎、以独立的宪法保障机构为制度通道的规范化实施方式［12］33形成鲜明对照。每个问题域既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功能，也发挥着不同的学术作用，同时，在三个问题域之间也存在着多样化的有机联系。

所谓制度现实，是指现实制度的运行实态或制度生活。从基本问题域来说，西方国家的宪法研究也并非从唯一的角度——比如法律——来看待宪法的性质，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等多元角度研究宪法的性质乃为西方的学术常规。

关于中国的政体结构与宪法权力的构成以及宪法权利的内涵，笔者的总体看法是： 政治主权系统由执政党、人民政协、界别（阶层）三个要素构成，其中，执政党在政治主权系统中居于核心与领导地位，人民政协是联系执政党与各个界别的重要机制，界别包括中国的各党派、各社会团体所联系与代表的社会阶层，并是政治主权系统的不可再分的构成单位。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符号是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而内核符号的识别标志则是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党的领导。